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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读史札记【焚书坑儒辩析】雨点原创  

2013-04-04 21:39:1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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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的王朝对死刑犯规定了多种行刑方式:赐死、绞刑、鸩杀为一等,一般的死刑犯享受不到这种待遇,大都是犯死罪的王公、贵族、重臣才能享受;斩首、腰斩次之,一般死刑犯都是这种方式;砍成三段、凌迟再次之,贼寇盗首中罪大恶极者用此。因此,“坑儒”应当说是为人保留了一个全尸的方式,是那时社会死刑犯亲属希望和追求的一种比较高级的“待遇”。

既然秦始皇的事业是进步的,郡县制度又是保证国家统一的政区体制,那么反对统一的行为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那些反对秦始皇的儒生是反对他的“横征暴敛”吗?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切身感受,只有农民才有切身的感受。所以,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通过反对最重要的郡县制度,为旧贵族失去的采邑招魂,反对刚刚建立的大一统的秦国。至于他们反对的程度如何,该不该判死刑,是否有扩大化的问题,那是另外的可以研究的问题。但是,“保留全尸”行刑方式却是被封建社会普遍认为是文明的。所以,用“活埋”的办法来处死犯人,或许是当时秦国的一种流行的时髦的行刑方式。秦国大将白起在秦、赵长平战役中,对放下武器的40万赵卒没有采取“缴枪不杀”的政策,而是一律活埋可以作为佐证。如果的确如此,那么秦始皇的“坑儒”应当被认为是废除“肉刑”的实践或者说是对有点社会地位的儒生的一种“尊重”的行刑方式。据说,《秦律》第一条规定:“挖坟盗墓者、斩!”。这说明对死刑犯采取“活埋”的方式并不是秦朝唯一的行刑方式,那种“捣毁祖坟”违背孝义的死刑犯是享受不到这种待遇的。汉文帝刘恒从理论政策上废除“肉刑”,受到热烈的赞颂;而秦始皇在实践上废除“肉刑”却遭受千古唾骂,同样是皇帝,为什么待遇如此不同,这难道没有儒家礼治思想观念的作祟。这种作祟难道就是千古不易的客观真理?真有点为秦始皇感到冤枉。在立国之初,法律严峻一些,并不是只有秦王朝一家,是普遍的现象。而且,从历史的继承性而言,秦王朝过于严峻的法治也必然成为以后王朝建立统治的宝贵财富。继秦的汉朝所以采取70多年的休养生息的政策,就是一种反思的结果。到了后来极端腐败之后,滥杀无辜的行为盛行,成了封建社会更迭的普遍规律。再说,儒生,也不能等同于知识分子,法家、道家、名家、兵家、纵横家甚至是墨家也都是知识分子。因此,把“坑儒”说成是“迫害知识分子”也有点牵强附会。后来的儒生对太平天国行刑方式没有象对“焚书坑儒”那样仇视,因为其中“缺儒少书”。而书是儒生的阶梯,是他们的饭碗。可见,对“焚书坑儒”的批判并不见得都是从维护文化的意义出发。保证自己的“阶梯”和“饭碗”恐怕也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秦以后的王朝没有在一开始就象秦王朝那样残酷的打击,是有客观原因的。

其一、是汉朝之后儒家的政治法律思想占有社会的主导的统治地位。汉朝建立之初,并没有忙于去批判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而是忙于治疗战争创伤,恢复生产。经过70多年的休养生息,汉朝的经济已经出现了初步的繁荣。刘邦在政治体制上采取了郡县制和“分封制”双重体制。这为儒生们批判“焚书坑儒”奠定了政治基础。他尽管封了部分异性王,最终还是影响了国家政令的统一,汉景帝、汉武帝艰难的“削蕃”,证明分封制给汉朝带来的麻烦越来越多。这实际上反衬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必要性,但是大多数儒生们对此视而不见。

到了汉武帝时期,用思想理论的统一来确保国家的统一,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由此,并不显赫的儒生董仲舒通过《策对》脱颍而出;由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杂了儒、道、法家思想的新儒学应运而生;由此,成为统治思想主导的儒生们攻击“焚书坑儒”的思想基础。走上独尊地位的儒生们,假总结秦亡历史经验教训,总算可以肆无忌惮的攻击秦始皇的“迫害”了,于是,他们从贾谊的《过秦论》中把两件在时间及性质上并不完全相同的事概括成“焚书坑儒”而大肆批判。他们左右了社会舆论,因此后世无论是统治者还是儒生都从“焚书坑儒”中学乖了。

   最为明显的就是明太祖朱元璋,他发现《孟子》一书中有“暴君可以伐、可以放”,君臣关系应当是“心腹”和“手足”的关系等违背王权独尊的论点,大为不满,下令把孟轲从孔庙清除。儒生们冒死相谏,被朱熹捧红的孟子才得以保持了陪祀的地位,但儒生们还是“奉旨”动手把《孟子》中皇帝不满的那些言论删除了。所以,他们不是反对明王朝的建立,只是反对把“孔孟之道”完整的体系分裂。朱元璋没有“焚书坑儒”,而只是“改书使儒”是因为儒生们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思想力量,具有难以撼动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行为没有威胁到明王朝的生存,郡县制已经成为不可轻易改变的政治体制。

其二。儒家思想在先秦时期根本没有以后那样的显赫地位。孔子活着的时候,周游列国,千方百计地想混进决策层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然而,除了在齐鲁会盟时当了一把仪式主持人即“小相”和三个月的鲁国司寇以外,成效并不理想。应当说孔子的学说还是挺有用的,但是,它的效果不是很快,所以当时急于“霸道”的列国领导及思想家不但不青睐,有的反而持批评态度,如齐国的晏婴。当然也有说孔子的才能过于高超,用他执政会出现“鹤立鸡群”的效应,破坏列国的平衡。因此,孔子经过多次孜孜不倦的努力,始终碰壁,很灰心,就决心退出执政的竞争,一心一意的去教书、整理典籍去了,几乎所有孔子以前的古代典籍大都经过了孔子的再创造,这或许是儒生们对“焚书”愤怒的原因。特别是孔子死后,儒家思想一度陷入百年多的低谷,很少有人问津,尽管孟子想中兴一下,也还是没有挽救其颓势,而法治思想是当时普遍的追求,因此秦始皇执政后根本不吊吊反映儒家思想的儒生也是必然现象。

   说“焚书坑儒”就是毁灭文化,也有些绝对和表面看问题。秦王朝规范统一了文字,无论从当时还是从长远的实践看,它都是中华民族文化创造、创新、传播和积淀的无与伦比的工具,焚书与其相比,简直就是小菜一碟。国家的统一,最重要的是文化的统一,试想,如果没有统一规范的“汉字”,怎么会有统一的中华民族,怎么会有中华文化的发展?儒生们用秦王朝统一规范的文字来起劲的攻击秦王朝,显得有些自私和滑稽。总之,秦王朝的“焚书坑儒”是当时法律思想的必然表现,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禁止私学”文化思想发展战略和“事统上法”与“明法、一法”等法治思想的必然体现,是维护统治的必要手段,是任何想执政的领导当时都必然会选择的举措,它所体现的对“郡县制”这一政治体制的维护,至今也还是具有反对国家分裂的积极意义。把“焚书坑儒”说成是思想专制也是绝对,思想统一是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没有一个政府希望思想混乱。总之,我们现在尽可以把当时儒生们反对郡县制的行为说成是“学术”问题或者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要求秦始皇和他们的领导者当时也必须具备与我们一样的认识,不然就是错误,就应当批判。他们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是肯定的;即使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也在“文革”中采取了秦始皇难以企及的类似的“焚书坑儒”的措施吗?采取“以今度古,不适者谤之”的态度,整个历史就不会有多少我们可以继承和肯定的东西,这难道不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吗?可见,对“焚书坑儒”刻意批判,实际是传统的儒家思想作祟,并无多少道理,尤其是对于反腐也没有什么积极意义。20051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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