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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点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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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浅议司马迁与朱熹的天理人欲说】雨点原创  

2013-02-01 21:21:4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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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这篇论文,有八九个文本。其他的都是为了他人评职称改成的是三段论模式的嫁衣。我喜欢有话就说,有屁就放的自然形式。所以选择这篇没有小标题的上传。

     汉代史学家司马迁的“灭天理、穷人欲”命题与南宋理学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命题表面的差异,一是发现社会问题,一是解决社会问题。司马迁着重提醒,而朱熹着重提出一系列解决问题的理论、法律和方法。二者殊路而同归,科学地从本质上看待“天理”“人欲”这个命题,对于今天我们在观念上张扬“八荣”,驱除“八耻”,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良好社会风气和人们的道德信仰,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司马迁与朱熹,一个是汉武帝时代的历史学家,一个是南宋时期的理学思想之大成的思想、政治家、哲学家,两人相差1500多年,又不是亲戚,原本是八秆子扒拉不着的关系。但是,两个人在思想理论上却有继承与发展的渊源关系。

     司马迁在《史记》乐书》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人化物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南宋的朱熹继承了这一观点,从这个命题的另一方面,将其发展为“存天理、灭人欲”的哲学思想和法律基础。尽管两人都说“天理”和“人欲”,但是其内涵却不尽一致。

      从“人化物”来分析,是指“人性静,动而为物所诱,异化为物”。这是什么意思呢?司马迁在乐书中谈这个问题,显然是说人最大限度的追求物质利益就会泯灭人性而成为没有思想的“物”。这里的“穷人欲”是谈得人无限制的追求物质会影响对“礼乐”的认同。这应当是司马迁“灭天理、穷人欲”思想的基本意思,其中有“天理”即是“道德礼乐”。“穷人欲”应该说司马迁对当时人们一味追求物质享受而漠视思想道德建设的社会风气的概括,具有提醒的作用。

    朱熹先生则是侧重提出治理这种社会弊端的政策法律规定。他直接把“天理”说成是自尧、舜、禹以来确立的道德礼乐制度,应当是做人的规范,是国家立法、司法的重要基础。显然,他的本意是用思想道德和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实际是用思想道德来限制人性恶的思想。

      司马迁的意思是:人欲无限制的膨胀会影响“天理”;而朱熹说得意思是要维护自古以来的道德规范,必须要限制人的欲望;今天看来,司马迁说“穷人欲”是指无限制地满足人的欲望;而朱熹说“灭人欲”,字面上看有点绝对化的味道。公平的讲,朱熹的“灭人欲”也并非是要把人的所有欲望都消灭的干干净净,一点不剩。因为,无论如何朱老先生也是要衣食住行,娶妻生子,办学教化的,这些都是人的欲望的实现。人如果一点欲望也没有,也就失去了任何发展的动力,与司马迁所说得“物”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那么聪明有学问的朱老先生不会想不到这一点。所以,朱熹先生的要“灭”的人欲,是指那些严重违背“天理”的欲望,包括:损人利己、见利忘义、欺师灭祖、残害百姓,为一己之欲,而去善积恶,不讲利他,为利而大胆妄为,心中没有一点家国天下,只有对骄奢淫逸生活的疯狂追求。因此,必须灭掉这些“人欲”,方能保“存天理”。朱熹把自古以来的道德礼义称为“天理”,看作是至高无上理念的表现,与司马迁的看法一致:“洋洋美德,宰制万物,役使群众”

      由于朱熹特别强调儒家“道统”的核心作用,所以常常给人以“法先王”和复古的印象,这似乎有些冤枉。其实他是主张变法改革的,但不赞成随意改变。他的意见是不到非变不可之时就不要乱变,变与不变,都应看其利弊之大小。自西汉董仲舒创立新儒学以来,所有的儒学思想家都把周武王的叔叔周公姬旦的“明德慎罚”当作重要的思想基础,主张“德主刑辅”,很少言杀。战国时期的荀况讲法言杀,被摒弃于孔庙之外。而朱熹老先生也言杀,则享受在孔庙中陪祀。同属儒生,待遇竟然如此天壤之别,乃时代不同的原因。朱熹把德、礼、政、刑都视为治理国家的有效方法和工具。对“德主辅”理论的新献,基本有两点

      一是论证了德、礼、政、刑四者之间的关系。在朱熹看来,德为本,礼为具,礼是保证德实现的措施;而政则是法律、法令和制度规范,主要是告诉人们那些可以做,些不能够做;刑则是政实现的工具,对不按照规范而一味“穷人欲”者,必须以刑齐之;二是发展了唐代思想家韩愈的“性三品”说,具体论证了德、礼、政、刑这四种治理国家的方法与人的四个方面不同的禀气的适用关系。他认为,禀气最厚的人用德;禀气厚的人用礼;禀气一般的人应当用政;而禀气最薄的人只有用刑了。因此,他从自己“存天理、灭人欲”的哲学出发,主张对那些禀气最薄的人如贪官污吏、盗寇贼首、反政府的起义者大开杀戒,要求执法必须严格,甚至主张恢复肉刑,并批评那些主张执法“宽仁”的官吏,实际是在鼓励、纵容犯罪。这虽然有镇压人民的一面,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愿望,有一定的合理性。尤其是在今天的形势下,更具有积极的意义。

     司马迁和朱熹关于“天理”、“人欲”关系的思想主张,在本质上并没有根本的区别,都强调了善为荣,恶为耻,言行利他为荣,一味自私为耻。因此,两个人的“天理”、“人欲”理论中,都蕴涵着“是否具有荣辱观念,是人与动物的基本界限。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看,为了满足“人欲”而对自然界大规模的过度索取,的确会引发人的道德沦丧,甚至豪无人性,变成了异化的“物”。中国古代的皇帝为了自己的奢侈生活,夺农时而大兴土木,营造宫室,修造坟墓,给广大的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痛苦,这是人欲的膨胀,造成“官德”的沦丧;现在,一些官员为了突出政绩,违法侵占农民土地,不顾农民的生存,也是一种“官德”的沦丧,皆为私利贪欲所驱动;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有些人为了赚钱,制假贩假、贩卖淫秽物品、毒品,把自己异化成豪无道德和廉耻意识的“物”;在致富的过程中有个人道德沦丧走上犯罪道路的问题。可见,在社会道德下滑,就会造成社会风气邪、官员失义取了利,严重影响国泰民安。因此,无论是司马迁的“人欲无限膨胀会损害天理”,还是朱熹的“要维护天理就必须限制人欲”的主张,对于人类的发展进步、对中华民族的进步,都是有非常积极意义的。

司马迁仅仅主张用教化限制“人欲”,保证“天理 ”,朱熹则又增加了用法律和刑罚这一条来限制“人欲”,维护“天理”。在规范人类自身行为的过程中,不能放弃教化和法律手段,但是应当建立在科学技术的基础上。比如让社会和人们了解索取与奉献之间的利害关系,掌握索取的限度;了解利与义的关系,在利他中实现利己,在履行个人之义、即责任中获得个人利益;加大技术创新和人们行为的科技含量,使最小的资源能够产出较多的财富,用科学技术处理废弃物,变废为宝,克勤克俭,厉行节约,独绝浪费,等等,这些,都是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基本内涵,认识不到或者认识偏差,都容易在实践中离荣近耻。可见荣辱不辩是由于思想观念的守旧和僵化。愚昧无知,怎能创新?不创新还想求利,犹如属道之难。

从历史上治国的经验教训而言,无论是司马迁的“灭天理、穷人欲”的提醒,还是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政策法律主张,实际上都反映了治理国家,追求社会稳定,适应社会发展的规律。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概括,深化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堪称新时期、新形势下的“存天理、灭人欲”。其中的“八荣”,是应当发扬光大的“人欲”;而“八耻”则是应当消灭的“人欲”。如此这般,才能够兴中华民族优良美德、市场经济之需的“天理”,形成时代需要的信仰和主流的社会风气,让天理之昭彰,人欲之限制,切实保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2006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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