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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点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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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回忆【贫下中农进京】雨点原创  

2013-11-03 20:11:2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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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我们这里集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都是省州抽调的干部、农民和军人。夏天,各个大队和乡镇都成了了贫下中农协会组织。秋天,县里召开贫下中农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县‘贫协’。县委、县人委为体现大会的隆重,在五个路口组织中小学生夹道欢迎。那个年代农村普遍不富裕,穿的没有现在时髦。因此,学生喊得口号是“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贫下中农进城!”在队伍行进的间隙,一些男孩子根据贫下中农的衣着和形象,你一言我一语的开展文学创作。欢迎的口号被拉长了,变成了“欢迎!欢迎!贫下中农进城,身穿膛子绒,腰扎稻草绳,看个电影,不知啥名,挂浆白果,凉水喝净,挨个电炮,(拳头)不知哪疼”。老师制止,效果仅仅是现场不喊。后来这些形象的、富有想象力的口号不胫而走,路人皆知。

     我脑海里比较大的城市形象,是从一幅宣传共产主义社会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宣传画上获得的:一座城市的十字街头,路边是三层高楼,半空的电线像蜘蛛网,有两条辫子挂在电线上电车,底下有几辆如同面包一样的小汽车。路当间站着一个穿绿色制服、戴大盖帽的人一根花花的棍子端在胸前。当时还觉得,这样的生活哪辈子能达到?

1960年正月初六,坐着嘎斯公共汽车沿着平坦宽阔的烟潍公路风驰电掣离开了家乡。黄昏时到达了潍坊。潍坊留在脑海里的是一段高高的、厚厚的古城墙与躺在断面推积累如山的破砖头。1961年在满洲里市铁南一个亲戚家住了一天。想好好看看满洲里市。这家老太太说“满洲里就是屁股大点的地方,就七道街。没啥看头,走的时候,顺便看看中心大街就可以了。因此在车站高高的天桥上看了一上午火车头冒着烟来来往往。车站很大,亲戚家都在铁路工作。他们告诉我,往西不远就是苏联的车站,所有的客货列车,都必须在满洲里车站换轱辘,才能通行,因为中苏两国的铁路铁轨的宽窄、高低不一样。回新巴尔虎右旗时,在中心大街看到了两个体现城市的大型建筑。一个是影剧院,一个是中苏友谊宫。1962年8月倒是在大城市哈尔滨住了三天。住在松花江大桥以东不远的道里区居兴街25号三姑家。这里紧靠松花江,三姑家距离江边不足百米,类似于眼下的棚户区,一片低矮的房子,横七竖八的胡同,甚至一辆汽车也没看到。看不出大城市的模样。据说道里区和居兴街的居民有一半是山东掖县人。三天里,我就是看着滚滚东流的松花江水和漂在水中的四五层高的楼房。三姑说那是江上的客轮。果然,它们会动,而且很多。

在敦化的八年时间中,过得基本是顺着垄沟找豆包的日子。敦化虽说是县城,但是也没有城市的模样。街路是‘雨天水泥,晴天扬灰’,草房占一半。仅有两座青砖三层小楼:当时叫‘农电小楼和印刷厂小楼’。其中农电小楼毁于文革武斗。1966年才于中心地带的裤裆街路口建起两层带一个三层小帽的县百货大楼。这唯一的城市标志,武斗中也被机关枪、60炮打的弹痕累累。所以,1970年9月到北京上学时,我依然是个傻了吧唧,懵懵懂懂的贫下中农。

     1970年9月的一个星期天。我与我们四班的小王班长,用自行车互相带着第一次去逛颐和园。小王王班长的爹老王,是40军的班子成员,与耿飚、刘振华共事过,55年授衔大校。家在锦州凌河区。小王上学本应该在锦州八一小学。可是,老王领着小王报到看到一堆孩子在那里比爹妈领章的豆多豆少。老王不顾老婆的强烈反对,把小王送到农村去读书。小王在农村与村里的孩子一样,上树掏鸟窝,下河逮王八,搂草砍柴,偷瓜窃枣。1968年参军,住在喀喇沁旗。因此,锦州的城市生活在脑海中朦朦胧胧。

      那时,通往颐和园的公路,人车都很少,显得冷冷清清。过了西苑,正骑得高兴得意,被一个穿白色制服的警察截住了。心想,警察截我们干什么,我们也没做坏事。警察平和地问:“为什么骑自行车带人?”“自行车不能带人吗?”我俩奇怪地不约而同的发问。

“不准带人!”警察回答的很肯定。

“既然不准带人,后面放个座子是干嘛的?我们那儿都让带!”当警察得知我们来自东北偏远山区,平和地说,“你们那儿可以带,但北京规定不准带。北京是首都,有八百万常住人口,每天还有三百万流动人口,而且外事活动频繁,容易发生危险。今天看你们是外地来的,要是北京本地人就罚款五元。今天就不罚你们款了。记住。在北京骑自行车不准带人。你们走吧”。这时我这才知道城市里骑自行车是不找准带人的。那时颐和园的门票是一毛。小王说“听说早晨早点来,没人管,以后有的是时间来看,今天算了”。

人说:无私才无畏。我的经历是无知也胆大。

1970年8月29日,我们从吉林师范大学的学生宿舍集体登上了长春到北京的59次快车。南行60公里,在公主岭车站上来一个60来岁的老太太,站在我的身边。车行十几分钟,我把座位让给了她。于是,她坐到北京,我站到北京。凌晨三点多车到北京站,她还稳稳当当坐在座位上不动。我说,老太太到站了,该下车了。老太太问:这不是北京吗?俺到石家庄看当兵的儿子。我说,那你也得下车,再换别的火车。“这个鳖犊子,来信说不用倒车一直做到车不开了!”不用说,她也是一个懵懵懂懂的贫下中农,上错了车。我说,你下车找那个戴大盖帽的老娘们儿,她会告诉你坐那个火车到石家庄。

北京大学来了四辆解放卡车接站。四点多路过天安门广场时,有人大喊道:“快看!天安门城楼!毛主席住的地方!”往右边一看,是天安门城楼。心里嘀咕道“它怎么朝南了呢?而且矮矮的、灰突突的,一点儿也没有电影里看到的高大雄伟鲜艳”。到了北京大学的第三天,我先向北京的同学打听了怎去天安门广场,同学告诉我“门口坐35路到动物园,再坐3路无轨到王府井,再坐车就到天安门广场了”。于是,我在海淀站花了一毛五买了一张车票,用大拇指捏着,露出一大半,一路下车、上车两次就到了天安门广场。广场好大啊!城楼好高啊,上面金色的瓦在阳光照耀下像一汪汪水一样晃悠,难怪毛主席住在这里。原来它一直是坐北朝南的。一个多小时后,又用这张票原路返回。回到学校当同学们知道我用一毛五来回了一趟天安门广场,惊讶地问了两个问题。

“车上的售票员没有问你要票?”

“车票就在我的手里捏着,露在外面大半啦,她们都看的很清楚。”

“哪你也没看车票的颜色不一样吗?”

“我注意了。汽车票是红色的,电车票是蓝色的。我以为我买的是像火车一样的通票。”

“我的天啊,真是无知胆大。你知道吗?你走的这条路线来回需要6毛钱。”我听了,吓了一跳。产生了占了国家4毛5便宜的羞愧感。

后来,再去天安门,仔细盘算,发挥贫下中农腿的优势,居然还能再省两毛。海淀一毛钱到白石桥,向东走到北京展览馆,从那儿再花一毛坐2路无轨到西单。再向东步行一会儿就是广场。穿过广场就是前门商业区。

1970年的国庆节前,来自敦化的北大、清华、民族学院的十三个老乡在天安门城楼前,摆出当时的招牌姿势,手捧毛主席语录本,留了一张合影。虽然没穿趟子绒,腰也没扎稻草绳,但人人衣服上有补丁,男的女的都戴黄军帽。

在北京住了三年四个月,大城市的环境把我身上贫下中农的习气改掉了不少,如注意衣着、及时理发、天天刷牙等等。但有时还是能不自觉地表现出来。1971年上半年在北京国棉三厂织布车间劳动时。挽着裤腿子、光着脚丫子在瓷砖铺的地面上吧唧、吧唧的走路,引起纺织女工的好奇。1971年12月,在天津新港装卸二队八班劳动时,丢失一件缺了半个袖子的更生布工装。那一天傍晚一条两万吨满载秘鲁鱼粉的船,从公海没有在锚地停顿,联检、引水员登船一边检查一边引水行驶。在码头刚一停稳,早已等候的装卸大军立刻热火朝天的干了起来。上边下令,为了支援秘鲁宣布二百海里的斗争,必须让这条大船明晚装满货物起航。这种待遇是史无前例的。一般欧洲特别是修正主义国家的船,至少要在锚地等三个月。那天新港九个装卸队、包括演样板戏的、打篮球的第九装卸队也都倾巢出动。冒着鹅毛大雪,干了一宿,人人都是大汗淋漓。八时许,乘轮船移动泊位时,我找临时发给的工装,哪儿都不见。以后找了几天也不见影。于是让妹妹从敦化买了一件新的寄来。当我把新工装交给张班长时,他说“那本来就是不要了的破玩意儿,还嘛!你留着吧!”我说“不还,我心里总觉得是个事儿,你还是收下吧!”“你可正真艮啊,有点儿死心眼儿!”这种死心眼儿或许正是贫下中农优秀的地方。201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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